第二百五十七章 清算与重生
其实赵学宁本人也是如此。
真要说他和带清、弘历有什么直接的深仇大恨,倒也没有,他两辈子都没在带清治下吃过什么苦头,但是就是讨厌他们,反感他们,要收拾他们,不能让他们继续害人。
至于打了胜仗之后搞什么大屠杀之类的,他本身没啥兴趣,之所以那么做,只是为了获得人心,让兰芳政权取代带清获得统治合法性显得顺理成章,就需要把带清当作祭品,献祭掉。
兰芳众人没怎么吃过带清的苦,甚至在赵学宁的带领下通过折腾尼德兰、西班牙和带英,吃了不少甜,日子过得美滋滋,可是华夏神州的居民们可是吃苦吃到家了。
不单单是带清不做人的政策,更因为带清中后期人口剧增而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快速下降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快速下降。
以至于带清中后期开始,随着乾隆盛世进入高峰,中国也开始进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赤贫时期。
现代人印象中对清、民国时期的落后、贫苦,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口激增所导致的土地、粮食不足,而在人口数量没有激增的年代,某些时期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和粮食占有量甚至不输现代。
虽然日子也不算多好,但绝对谈不上现代印象中的赤贫。
史书中的【岁大饥,人相食】的记载,并非普遍情况,在非王朝末世或者乱世的时期,可能某个地区经历灾害而陷入饥荒之中,相隔几十公里的隔壁州县还在过自己的太平日子。
那个时候的威胁是民间对灾害的抗击能力太弱,以及交通运输方面的不足,更多的是局部的惨绝人寰,而整体尚且平稳。
而到了带清中后期,随着人口的激增,人均耕地和粮食占有量的持续降低,再叠加抗灾害能力的底下,真正的普遍性质的赤贫来到了。
而眼下,在这个乾隆盛世的末尾,赤贫年代已经缓缓靠近了神州大地上生活着的人们,其中以耕地面积不足的两广和福建最先感受到赤贫的威胁。
于是乎,两广和福建也是反清意识最浓厚的地区。
而且说是反清,其实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反贫苦、反饥饿。
毕竟你一個掌握权力的政府无法喂饱自己的人民,结果还要问他们征收重税,动辄打骂欺辱,人家不恨你是不可能的。
至于这种憎恨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生命有威胁的人才会恨,至于生命没有威胁的,最多是反感、讨厌,谈不上恨。
兰芳民众进入兰芳政权的统治之后,就在天降猛男的带领下过着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身上的戾气、怨念自然没有那么沉重,不会动辄就要毁灭什么、消灭什么。
而生活在神州大地上被赤贫和带清的高压统治苦苦折磨的人们,那是真的戾气太重、怨念太大了。
所以兰芳集团对待旗人的处置态度最开始都是成建制的解除武装,然后把他们全都送到蛮荒地区开垦土地、建设水利、开采矿产,榨干他们的劳动力和剩余价值,属于资本主义的态度。
而对于原先带清治下被苦苦压制、一朝被兰芳解开枷锁而失去压制的那些暴戾的人们来说,想要消解这些暴戾的情绪,仅仅只是靠着兰芳展现武德是不够的。
他们太恨了,太委屈了,太痛苦了,遭罪遭的实在是太深沉了,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折磨的他们痛不欲生,必须要用血来洗刷。
兰芳政权在利用诉苦、游街示众、批斗大会等等多种形式获取民心的同时,也意识到若要消解民间深重的怨念,就非要让他们来一次总释放。
否则这种怨念会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身体消灭而灵魂存在,始终无法消解,大家都会十分痛苦难熬。
冤有头债有主,受了苦,一定要讨回来才是。
他们对于带清的态度就属于比较原始的大复仇主义了。
所以为了以后能更好的治理华夏,能更好的带着华夏进入工业时代、开始腾飞,就必须要把身上的历史包袱清算干净,全都甩掉。
多留一点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赵学宁对此在临时国务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认为,带清作孽太多,杀人太多,民间对带清的仇怨太深,如果得不到疏解和排遣,带清灭亡以后,难说不会被民间把这种情绪转移到兰芳身上,威胁到之后兰芳的施政。
所以,他们必须要彻底清算旗人集团,并且将旗人集团交给民间处理以解决民间暴戾的情绪,将这种情绪排遣掉,让大家轻装上阵,重新面对美好的明天。
所以他们需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推动之前的政策,把民怨极大的官僚、旗人全部交给民间审判,杀死,号召大家全都参与进来,集体释放情绪。
这一波释放和大清算之后,整个华夏神州才算是真正的获得了重生,那种被带清不做人统治带来的创伤也就有了愈合的可能。
随后在工业力量和超大国土的加持下,人们的生活也会渐渐变得宽裕,生存压力也会渐渐降低,如此二三十年之后,中国人将会成为全世界最优雅、最有素质的群体。
真正的礼仪之邦。
所以赵学宁就调整了一下俘虏政策,将一部分有身份有地位的旗人、官僚单独拎出来,专门用于给民间释放情绪、消除暴戾的情绪。
在有些人多的地方,旗人可能不够用,还要从其他地方调集更多的旗人去“支援”。
尤其是那些有满城的城市周边地区,那边的老百姓压抑着的情绪更加狂暴,更加需要大量的旗人来排遣情绪,那基本上旗人就成为了消耗品。
今天这边需要几十个,明天那边需要几十个,要不是控制着人数,赵学宁都担心自己这边剩不下多少劳动力能够安排到金州和铜州等地去开矿开荒。
不过也多亏了这种必要投入,在四个月的大练兵行动的同时,以武力震慑和情绪疏解双管齐下的安抚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兰芳政权实际掌控的七省之地真的是恢复了相当程度的安稳与平和,以至于在兰芳十分缺乏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的这一时期,地方治安并没有很糟糕,反而有些地方的治安还很不错。
于是乎兰芳政权和军队没有去做的事情,全部都由老百姓去做了,而且做得更加干净彻底。
有些地方送去的旗人干脆就被剁成了肉泥,老百姓狂暴的模样把当地的兰芳官员都给看得有点害怕。
相关的消息前线的军队也知道一些,所以每当抓到了一些有身份的俘虏的时候,前线军队总是会第一时间送去长沙交给赵学宁使用,而这一次,自然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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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说他和带清、弘历有什么直接的深仇大恨,倒也没有,他两辈子都没在带清治下吃过什么苦头,但是就是讨厌他们,反感他们,要收拾他们,不能让他们继续害人。
至于打了胜仗之后搞什么大屠杀之类的,他本身没啥兴趣,之所以那么做,只是为了获得人心,让兰芳政权取代带清获得统治合法性显得顺理成章,就需要把带清当作祭品,献祭掉。
兰芳众人没怎么吃过带清的苦,甚至在赵学宁的带领下通过折腾尼德兰、西班牙和带英,吃了不少甜,日子过得美滋滋,可是华夏神州的居民们可是吃苦吃到家了。
不单单是带清不做人的政策,更因为带清中后期人口剧增而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快速下降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快速下降。
以至于带清中后期开始,随着乾隆盛世进入高峰,中国也开始进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赤贫时期。
现代人印象中对清、民国时期的落后、贫苦,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口激增所导致的土地、粮食不足,而在人口数量没有激增的年代,某些时期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和粮食占有量甚至不输现代。
虽然日子也不算多好,但绝对谈不上现代印象中的赤贫。
史书中的【岁大饥,人相食】的记载,并非普遍情况,在非王朝末世或者乱世的时期,可能某个地区经历灾害而陷入饥荒之中,相隔几十公里的隔壁州县还在过自己的太平日子。
那个时候的威胁是民间对灾害的抗击能力太弱,以及交通运输方面的不足,更多的是局部的惨绝人寰,而整体尚且平稳。
而到了带清中后期,随着人口的激增,人均耕地和粮食占有量的持续降低,再叠加抗灾害能力的底下,真正的普遍性质的赤贫来到了。
而眼下,在这个乾隆盛世的末尾,赤贫年代已经缓缓靠近了神州大地上生活着的人们,其中以耕地面积不足的两广和福建最先感受到赤贫的威胁。
于是乎,两广和福建也是反清意识最浓厚的地区。
而且说是反清,其实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反贫苦、反饥饿。
毕竟你一個掌握权力的政府无法喂饱自己的人民,结果还要问他们征收重税,动辄打骂欺辱,人家不恨你是不可能的。
至于这种憎恨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生命有威胁的人才会恨,至于生命没有威胁的,最多是反感、讨厌,谈不上恨。
兰芳民众进入兰芳政权的统治之后,就在天降猛男的带领下过着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身上的戾气、怨念自然没有那么沉重,不会动辄就要毁灭什么、消灭什么。
而生活在神州大地上被赤贫和带清的高压统治苦苦折磨的人们,那是真的戾气太重、怨念太大了。
所以兰芳集团对待旗人的处置态度最开始都是成建制的解除武装,然后把他们全都送到蛮荒地区开垦土地、建设水利、开采矿产,榨干他们的劳动力和剩余价值,属于资本主义的态度。
而对于原先带清治下被苦苦压制、一朝被兰芳解开枷锁而失去压制的那些暴戾的人们来说,想要消解这些暴戾的情绪,仅仅只是靠着兰芳展现武德是不够的。
他们太恨了,太委屈了,太痛苦了,遭罪遭的实在是太深沉了,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折磨的他们痛不欲生,必须要用血来洗刷。
兰芳政权在利用诉苦、游街示众、批斗大会等等多种形式获取民心的同时,也意识到若要消解民间深重的怨念,就非要让他们来一次总释放。
否则这种怨念会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身体消灭而灵魂存在,始终无法消解,大家都会十分痛苦难熬。
冤有头债有主,受了苦,一定要讨回来才是。
他们对于带清的态度就属于比较原始的大复仇主义了。
所以为了以后能更好的治理华夏,能更好的带着华夏进入工业时代、开始腾飞,就必须要把身上的历史包袱清算干净,全都甩掉。
多留一点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赵学宁对此在临时国务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认为,带清作孽太多,杀人太多,民间对带清的仇怨太深,如果得不到疏解和排遣,带清灭亡以后,难说不会被民间把这种情绪转移到兰芳身上,威胁到之后兰芳的施政。
所以,他们必须要彻底清算旗人集团,并且将旗人集团交给民间处理以解决民间暴戾的情绪,将这种情绪排遣掉,让大家轻装上阵,重新面对美好的明天。
所以他们需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推动之前的政策,把民怨极大的官僚、旗人全部交给民间审判,杀死,号召大家全都参与进来,集体释放情绪。
这一波释放和大清算之后,整个华夏神州才算是真正的获得了重生,那种被带清不做人统治带来的创伤也就有了愈合的可能。
随后在工业力量和超大国土的加持下,人们的生活也会渐渐变得宽裕,生存压力也会渐渐降低,如此二三十年之后,中国人将会成为全世界最优雅、最有素质的群体。
真正的礼仪之邦。
所以赵学宁就调整了一下俘虏政策,将一部分有身份有地位的旗人、官僚单独拎出来,专门用于给民间释放情绪、消除暴戾的情绪。
在有些人多的地方,旗人可能不够用,还要从其他地方调集更多的旗人去“支援”。
尤其是那些有满城的城市周边地区,那边的老百姓压抑着的情绪更加狂暴,更加需要大量的旗人来排遣情绪,那基本上旗人就成为了消耗品。
今天这边需要几十个,明天那边需要几十个,要不是控制着人数,赵学宁都担心自己这边剩不下多少劳动力能够安排到金州和铜州等地去开矿开荒。
不过也多亏了这种必要投入,在四个月的大练兵行动的同时,以武力震慑和情绪疏解双管齐下的安抚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兰芳政权实际掌控的七省之地真的是恢复了相当程度的安稳与平和,以至于在兰芳十分缺乏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的这一时期,地方治安并没有很糟糕,反而有些地方的治安还很不错。
于是乎兰芳政权和军队没有去做的事情,全部都由老百姓去做了,而且做得更加干净彻底。
有些地方送去的旗人干脆就被剁成了肉泥,老百姓狂暴的模样把当地的兰芳官员都给看得有点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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